一、关于《百家讲坛》
　　开播于2001年7月9日中午的《百家讲坛》节目，于每天中午的12点45分在中央电视台第十套上播出。重播时间为当天晚上11点30分和次日早上的6点40分，节目时间长为43分钟。而这档节目在中央十套所取得的重要成绩有：最高收视率曾达到0。57%，而2005年第一季度平均收视率一直保持在0。17%以上，在CCTV10的综合排名仅次于《周末讲述》，名列第二。
　　如果单单从数据上来看，《百家讲坛》所取得的收视率已是受到了充分的肯定，但如果从更为深远的节目品牌效应，以及投放到市场所转换的经济效益来看，《百家讲坛》所取得的成功又岂是这些单调的数据所能说明。光看图书市场上易中天、刘心武等人的书大卖就知道其为中国低迷的图书事业做出了多大的贡献。当然，这里肯定要保留一个问题：《百家讲坛》所成功的究竟是使纯文学走向大众，还是成功得将纯文学打造成了媚俗的大众文学。暂且先不讨论这一问题，就其所带来的各个方面的效应来看，这个电视节目确实是火了，而且它的成功比起《超级女生》、《非常六加一》等，对于中国电视事业制作的未来都有着更为深远的意义。
　　而《百家讲坛》为什么能取得成功，这也是所要探讨的关于中国电视节目制作前景问题时所要解决的一个基础。
　　可以说，《百家讲坛》的成功最为关键的一个因素是主创人员对这一节目的定位、宗旨、创办理念等方面的明确界定。
　　首先是它的节目宗旨“建构时代常识，享受智慧人生”，给处于商品经济竞争激烈残酷、生活节奏忙乱喧嚣的当代人带来层次更高的精神放松与欢娱。让当代人能够在紧凑的工作生活节奏中有一处得到空灵的精神享受。
　　其次，它的理念“聚集知识精英，共享教育资源，传播现代文化，弘扬科学与人文精神”也是让处于日益庸俗化的文化生活景况下的当代人眼前一亮，比之那些粗糙而极度渲染的大众娱乐节目更多了理性、知性的积极因素。也让忙碌的都市工作者能以更为简便、快速的方式来达到学习和放松的效果。
　　再者，它所提倡的“让专家、学者为百姓服务，在专家、学者和百姓之间架起一座沟通的桥梁，从而达到普及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目的”服务理念，也让看惯了肥皂剧式的、充满商业目的性、充斥着抄作丑闻的“真人秀”类的节目的观众能在这里找到更为祥和的学术气息。这点也更能达到“多赢”的互利局面。
　　而《百家讲坛》的节目定位也是它能取得成功的一个不可忽视的因素，尽管它在一开始只将受众群定位在“具有中学以上文化程度、具有求知欲的中年男性受众”。而事实也证明它针对它所要面向的受众群而制定的节目制作策略的确取得相应的成功。而随着节目的成功，它的受众群也极大得得到了扩展，越来越多的人群加入到了这一节目的收视行列，其中还包括了对精神需要更高的高级知识分子。
　　而大众传媒最难把握的便是对受众需求的满足，尤其是在中国这个从知识结构、年龄结构、城镇居民结构、社会分工结构等都存在着极大的差别的社会来说，的确是众口难调。而学术性的节目众所周知，最难的也就在于如何让它达到“雅俗共赏”的标准。抛开现代大众传媒的专业技巧不说，在这里我先提的是关于中国古代的一种讲演形式：俗讲。而《百家讲坛》与其说是为了适应当代大众传媒生存发展的需要而作出相应的调整，更不如说是脱胎于中国古代的“俗讲”。
　　
　　二、关于俗讲
　　俗讲，由六朝以来的斋讲演变而来，兴起于唐代，是当时佛教寺院里的一种通俗讲唱，主讲人一般为寺院的法师。
　　俗讲的程序：法师先登上高座作梵音，后念几声菩萨，再说押座文，然后唱着解释经文的题目，接着说经文的题目，也就是正式开经了。而这里的开经便是俗讲的主要内容，讲唱经文的正文。
　　俗讲主要是应用转读（咏经），梵呗（暂呗）等手法进行佛经的通俗演讲。因为佛教传到中国是在两汉之间，而之前在中国本土盛行的是道教和儒家思想。因此，佛教为了宣传他们的佛教教义、思想等则采取了这种通俗化、大众化的俗讲方式来宣传他们的思想。主要是利用生动鲜活的佛教故事来宣传佛教的因果报应、地狱轮回等的基本教义。让人们在听故事的同时也从故事中获得他们所要传达的理念、思想。
　　而俗讲相对的便是僧讲，僧讲则是纯粹的经义性的讲授。而当时佛教在开展俗讲前，对于当时中国的皇亲贵族（包括皇帝）、文豪大士等先进行过僧讲，再以俗讲的方式在普通民众中普及。
　　从这里我们不难发现，如今的《百家讲坛》面对大众传媒文化占主导地位的时代语境，所采取的策略完全可以追溯到当年的“俗讲”。而致使这一转型的主导因素便是当今世界的大众传媒文化的主导地位，也是所要探讨的中国电视节目制作的时代背景——后殖民主义的大众传媒语境。
　　
　　三、后殖民主义的大众传媒语境
　　在进入跨国主义时代后，全球网络系统出现了“高技术偏执狂”特征。后现代传媒和高科技网络，将整个世界逐渐整合在同一频率和文化神经元上，时间空间的彻底转化使得后现代人的心性价值发生了根本的转型，文化观念产生根本性逆变，美学范失不同以往任何一个历史时期的时代怪现象。
　　而当世界进入到一个信息化的阶段时，“全球化”的主张也呼之欲出。而作为西方文化帝国主义向东方世界扩展时，“媒介帝国主义”（汤林森语）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当代西方文化帝国主要就是通过媒体中介的文化传播，将意识形态扩散到他国之中。而媒介在全盘进入到文化域后，则变成了后现代文化经验的原则。它已经并正在已激烈而根本的方式改变着不同的文化疆界，使文化差异消失在信息的倾销中。从而使异于媒体主导文化的文化失去“他性”。在不断组织化、有机化中产生意义，并“类型化”人们的生活经验。
　　而当代的大众媒体正是打上了这种植换意义、抹平差异的权力话语烙印。媒体将人内化，使人只能如此看、如此听、如此想。媒体以超量的信息塞入接受者脑中，从而将不同文化、不同习俗、不同品位、不同阶层的人，连接在媒体系统中。并在多重传播与接受过程中，将不同人的思想体验、价值认同和心理欲望都整合为同一频道、同一观念模式和同一价值认同，进而形成相近相似的“集体记忆”。
　　于是，便形成了当代世界的“媒介暴力”，也就是意味着媒介就一切，媒介整合、调整了人与整个社会。成为人和社会的唯一中介，成为媒介权力的一元话语。而现在，全球性的传媒意识形态已经造成了新的“文化霸权”。由此，在多元主义旗号下，人们却追新求新，而导致“新”的一元，从而排斥其他生活方式和存在方式，消解理想，弃置精神，而嗜谈本能，出售现代消费观念和价值体系。
　　因此，当代人们信奉大众传媒文化，而蔑视那些仍然处于大众文化之外而想训诫他们的人。由此，我们可以看到，在后现代主义张扬感性肉体的旗帜下，大众传媒这一现代文化的最主要形式呈现出了野性、媚态、肉欲化等种种“集中世俗性”。
　　后现代传媒只有当其具有最超然的形式和最粗陋的内容，最微妙的欲望和最平淡无奇的叙事，才可能使那些嬴弱的、在高度敏感和无感觉之间骚动不安的现代人神经兴奋起来。后现代社会中，漂泊不定的心性，瞬息万变的感受，使得傲慢、冷漠、矜持、孤独的当代人在艺术感性触摸的世俗温馨中，前所未有得体会着现代社会的冷落与孤寂、热闹与平庸。所以，我们看到了现在的电视娱乐节目总是不厌其烦得将那人伦温情一次又一次得疯狂煽动，以此赚取人气指数和收视率。
　　诚然，在当代世界，大众传媒无疑有其现实土壤和阐释接受者。然而大众传媒本身所具有的媚俗性、消减人文精神、充斥暴力、欲望等负面影响也是绝不容忽视的。
　　电影无疑是充满魅力的，银屏无疑是充满感性的，肥皂剧无疑是在进行无情的抒情的。当人们把时间消磨在上面时，就不知不觉得“被格式化”了一种生活方式，一种价值尺度和为人处世态度。
　　银屏将不同文化、不同习俗、不同品位、不同阶层的人，连接在传媒系统中，并在多重传播与接受过程中，将不同人的思想体验、价值认同和心理欲望都整合为同一频道、同一观念模式和同一价值认同。在这里，人与世界，人与自我，人与他人的异化状态消失了，不再有主体和客体的对立，不存在超越性和深度性，不再有舞台和镜像，只有网络和屏幕，只有操作的单向涉入与接受的被动性。
　　现代传媒塑造了虚假的金钱深化和消费意志形态，使金钱成为一切的尺度。而这一切，都在现在，都在我们的生活中上演着。
　　如果，就此纵容大众媒体的肆意媚俗、世俗化人们的精神意志、生活习惯、人生态度，而不加以制止和整顿。那么，可以预见的不久的将来会是：充斥银屏的大都是娱乐性的、挑逗性的、没有价值深度的搞笑，人处于无所谓痛苦，也无所谓快乐的麻木存在状态。而这种状态中的娱乐使人既没有深度的心灵震撼，也没有全身心的沉醉，而是置身于一种近乎于瘙痒文化和欲望文化的抄作中。在日益世俗化的喧嚣中，在人心的平面化的麻木中，传统的人文精神不断地消解。
　　如果当有一天，我们看着那些煽情的、无情得抒情的娱乐宗艺节目或肥皂剧等，一如当初拉着祥林嫂要她讲阿毛的遭遇一样，满足得淌几滴眼泪，久而久之，连眼泪都没有了。
　　
　　四、结语
　　大众文化包括大众传媒，它们本身的“世俗关怀”都是有其合理性的，但这只是人之为人的最低纲领。在满足这一层面之后，我们更应该有更高的或最高的纲领，即不断超越自我，向自我的极限挑战，达到新的高度。在世界信息化程度如此高的当代，惟有不断发展自己，才会有不断超越的民族与文化，而这一种民族和文化才是新世纪的新型民族和文化。才有可能以一种广博的世界主义、人道主义的眼光，站在世界文化的前言，与西方进行真正意义和全新水准的跨世界文化对话。
　　而《百家讲坛》这种“学理性与实用性并存，权威性与前卫性并重，追求学术创新、鼓励思想个性，强调雅俗共赏，重视传播互动”的大众化制作理念，不可不谓是给现在正被媚俗、无深度的娱乐电视节目冲昏了头脑的中国电视节目制作业带来了极大的启示。尽管最近也有很多专家、学者站出来置疑《百家讲坛》是否还具有纯正的学术性等问题。然而，不可否认的是它本身所具有的深度的人文精神关怀，以及所传授的传统优秀的中国文化。
　　最起码，它也还是属于“俗讲”的性质，只是将束之高调的经、史演绎成妇孺可知的故事而已。而它所要传达的精神也好，教义也好，都是有着深远的人文意义的。当初佛教要在中国传播它的思想文化时也还要借助于这一种方式，而在当代这个物欲横流、精神萎靡、心胸狭窄的社会，如何将精英文化，将中国传统的优秀文化以大众传媒的方式普及开来，《百家讲坛》或许还有很多需要改进的地方，但它目前所做出的努力与尝试，它目前所取得的成功与影响，都是值得当代中国电视节目制作人员们去学习和借鉴的。